针对此种义务性规定无法设定行政处罚，即使设定行政处罚，也无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行政处罚本身也难以执行。
(59)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71) 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对立法机构的程序思维提出了更高要求。
司法公开即司法程序公开，要求审判组织组成人员公开、庭审过程公开、法官形成心证和适用法律的理由公开、裁判文书公开等等。换句话说，任何一部理性制定的法律都是特定的实质理由和文字表达的形式特征的混合体。利益是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一种价值判断。再次，法治建设要实现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而且政策主要针对当下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而制定，具有应时应景性，需要根据治理适时调整变动。
论证是程序确保最终的决定符合理性的基本路径。法律解释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司法裁判的结果总有胜诉与败诉之分，如何才能让人们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需要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充分运用程序思维，发挥司法程序的正当化机能。(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只有经由程序，才能实现政治法律化与法律政治化同步发展，在保障法律稳定性中保持改革的开放性，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大前提下实现多元价值的动态平衡，避免中国法治道路陷入忽左忽右或左右为难的处境。程序的正当化机理，就是用足够的理由和说服技术来使程序结果获得正当性的过程。法官依据证据和法律对案件独立作出判断，做到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因此，我们还需要寻找一种能够整合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的长效装置。
这对司法实践中破坏法官中立形象的不正之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三)法治与政治的中国范式 我国的法治建设实践深受政治的形塑和影响，政治构成中国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本质特征，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了法治的政治方向，政治目标就是法治建设的重点，法治实践包含鲜明的政治运行机理。
(66) 运用程序思维完善立法程序，有助于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保障改革有序进行。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是想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最终达到否定、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67)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证改革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伴相生的关系时，突出了立法程序的重要作用。(50)同时，以寻求共识为目标的程序，需要各方本着平等、合作的姿态参与进来，在尊重对方不同意见的前提下，争取说服对方。
提高社会的自治程度，应当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二者虽然在整体上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但因为遵循不同的逻辑而可能在局部发生龃龉。规划提出的阶段性建设目标非常明确且相当高远：到2025年，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备，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更加科学有效，法治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40)参见吴英姿：《关于法律解释的程序思维》，载《理论探索》2020年第6期。
第一，程序思维是一种实践性思维，体现了人的实践理性，即人类特有的根据行动的具体环境、依据特定的理由进行判断和选择，进而有意识地采取行动的能力。随着法治国家的发展，法律成为主导性社会规范，宗教、道德、习惯等其他社会规范均被笼罩在法律的阴影之下，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
换句话说，任何一部理性制定的法律都是特定的实质理由和文字表达的形式特征的混合体。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⑥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差异必然反映在宪法法律上，一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必定体现在法治实践中。(56) (三)程序方法 程序整合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方法是价值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曾分别从改进党的领导、依法执政、立法民主化科学化等方面多次论及程序的重要性。规划中提出的法治建设内容极为庞杂，包括法治体系建设、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司法权运行机制、权利保障体系、社会参与机制等多个方面，工作任务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单独依靠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均无法完成，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大的有担当的执政党担负起为法治建设勾勒理想图景、引导法律发展走向、部署建设方案的历史责任。(19)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28)服务于政治目标构成了我国法治实践的政治运行机理。
(20)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求是》2015年第1期。(54)法律推论无法预设一种先验的正义原理，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让结论获得合法性，因为不存在一种断言什么结果是最好的价值理论。
现代社会政治的运行机理主要不是依靠掌权者对具体官员的承诺与下级对上级的个人忠诚，更多地依赖由法律制度建立起的一套规范的组织架构和运行体制，即通过制定法律预先明确各个政权机构的权力边界与相互关系，明确执政决策的目标、任务、原则和具体实施举措，规范权力行使方式，保障公众政治参与的有序与有效，防止权力膨胀、权力滥用，通过民主程序保证政权更迭有序，保护社会安全稳定，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权力非理性运行的伤害。(35)前引(14)，习近平文。
一是构建反腐败制度体系，发挥程序制约权力的作用。要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这应该算一个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党内外对深化改革思想认识上有较大差异，但越是思想认识不统一就越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本身带有违法性。……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立法与公共决策程序的民主性，主要体现为通过对话，发现不同价值和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局部或阶段性利益平衡。
论证是程序确保最终的决定符合理性的基本路径。按照《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法治建设规划》)的设计，法治中国建设任务的时间跨度一直持续到2050年。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和法治的紧张关系集中反映为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从权威来源的角度来看，党与法的关系难题实为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并存和兼容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显示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终的价值依归的本相，(21)包含着丰富的法治内涵，与法治的价值目标有内在一致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准则，为推进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到战略引领作用。(75)该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的内在统一性。
(55)参见[美]阿德里安·沃缪勒：《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孟庆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依靠法律的约束，可以实现政策实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有效防止政策治理失控，减少运动式治理偏离客观规律的危险，提升政治文明，迈向政治正义。与此同时，政治对法治起着规定性作用。
该道路的特点是：法治实践深受政治的塑形和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运行机理。各政党为了让社会支持其政治理念、落实政治决策，总是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或正当性。
如何防止道德绑架法律或者法律突破道德底线，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直面的问题。(1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1年第14期。
(81) 理顺党与法的关系，还要注重运用程序思维开展党建工作，反腐倡廉。说理使人们相信决策结果已考虑了自己的意见，且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作出的决定。
